京畿为什么这么特殊?

有天下者,必建京畿以为根本,然后建邦国。畿,即首都周边的地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朝廷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统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之前,朝廷只能加强对京畿的直接控制,尽量保证中央的实力大于地方,作为保护朝廷的屏障。因此,京畿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定,其地位必然也和地方迥然不同


早期王朝有限的控制力

商周时我国即有京畿(或王畿)的概念。《诗经·商颂·玄鸟》是祭祀武丁的诗篇,写道:“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我们知道商朝对地方的统治能力相当有限,四海之内为九州,天子占得其一作为畿内。按照《礼记》的说法,商汤取得天下后,共分一千七百七十三国,而王畿之内仅九十三国,这就意味着商王虽贵为天子,但真正掌控的地区却不多,一旦天子无道致使朝廷衰弱,地方大小方国的首领很快就会掀起叛旗。



武丁即位时的商朝便处于诸夷皆叛的窘境,他必须要不停地征战才能完成中兴大业,即便如此也只是维持了众方国表面上的臣服,到了末年,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孟津,商朝还是没能摆脱众叛亲离的结局。

周朝继承了殷商的千里王畿观念,并且对王畿之外的地区作了更为明确的等级划分:“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在分封制的体系下,诸侯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仍然有不服从天子号令的风险,于是朝廷在军队编制上也明文规定天子拥有六个军(一万两千五百人为一整编军),而诸侯们多则三军、少则只有一军,以礼法的形式确保王畿的绝对优势。

但现实是无常多变的,礼法也不能阻止天子权威旁落。诸侯如何经营领地天子是管不到的,实力在此消彼长中逐渐失衡,到了春秋战国诸侯更是完全失控,郑庄公可以公然拒绝朝觐,麾下的祝聃一箭将天子的威严射得荡然无存,足见整个先秦时代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其实非常有限。哪怕是秦朝以后,中央集权成为主流,地方实力膨胀而形成割据的事件也比比皆是。

愈加崇高的政治地位

京畿的重要地位就意味着它与地方的管理有别,官职也要追溯至周朝的“内史”。内史掌“爵、禄、废、置、生、杀、予、夺”这八项大权,位高权重。秦朝统一后设郡三十六,唯独咸阳周边的京畿地区继续沿用内史这一官职,表达高于郡守的地位

汉承秦制,有所损益,并且扩大了秦内史地的范围。景帝二年(公元前155),朝廷先是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右内史更名为京兆尹、左内史更名为左冯(píng)翊,朝廷又将秦时掌管列侯事务的主爵中尉改为右扶风,合称“三辅”。三辅共治长安,长安以东为京兆,长陵以北为左冯翊,渭城以西为右扶风。

汉朝对京畿的管理显然要严于地方郡国,除了必要的军事存在,还有高压的监察。武帝加强集权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徙民政策,早在三辅制度成型前,武帝便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颁布了《迁茂陵令》,将地方富豪一律迁徙到茂陵。到了晚年,面临巫蛊之祸的困扰,武帝还设置了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三辅、三河及弘农。



不过多重的管理制度仍不免疏漏,来自左冯翊、右扶风不法之徒常常流窜到京兆地界作案,宣帝时的京兆尹赵广汉叹道:“乱吾治者,常二辅也!诚令广汉得兼治之,直差易耳。”意思是其他二辅的官员扰乱他的管理,如果都交由他来兼任,那就容易多了。

东汉迁都洛阳后,以河南尹为中心形成新的京畿地区,但三辅由于是祖宗陵庙的所在,故不改名号,“京兆”也随之传到后世。隋唐时期,长安重返首都的地位,经历多次调整,唐玄宗于开元年年(713)最终改雍州为京兆府。唐朝在京畿管理的特殊之处在于宗室曾经出任过名义上的主官——太宗、中宗、睿宗在登基前都曾兼任过雍州牧,而真正负责治理的是长史,在开元元年和雍州一起被改制,重新称作“京兆尹”,总理众务。



宗室出任京尹的习惯被宋朝所继承。安史之乱以来,经济重心南移越来越不可逆转,愈发贫瘠的关中再也不适合继续作首都,朱全忠篡唐自立,定都于开封。五代战乱频仍,开封的首都地位倒是没有变化,一直到北宋。只是开封府尹并非常置,与唐朝相仿也是多由宗室或者皇储兼任,真正治理的是文官,若无宗室出任府尹,则由权知府全权负责,小事可自主裁决,大事才要上报,掌土地、人民、户口、赋役、农桑、学校、祀典、狱讼等多项大权。

靖康耻犹未雪,南宋初期仍要面对金国巨大的军事压力,新的首都临安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演变成可直接参与朝廷事务的特别行政区。例如在南宋乾道七年到九年(公元1171-1173),当时还是太子的光宗赵惇拜领临安府尹,赵惇直接将自己的东宫当作办公地,短暂地废除了临安府的通判、签判等,转而任命自己中意的少尹、判官、推官。

赵惇(1147—1200年),宋朝第十二位、南宋第三位皇帝

常规状态下的临安府主官还兼任浙西路安抚使,增加了调动军队的权力,在朝廷事务上还负责承受御前文字、收索皇帝的印玺批文与实封、受理省台寺等机构以及下辖各县的文书、承办大型礼仪活动与国信(两国通使作为凭证的文书)。

宋朝将京畿拔高到特别行政区的做法使得它远远突破了传统范畴,为元明清的京畿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朝时负责治理北京的顺天府尹便不与直隶总督存在隶属关系。皇帝的许多诏令都是把顺天府尹与直隶总督并列,例如同治年间僧格林沁的灵柩回旗,朝廷著“顺天府府尹、直隶总督、盛京将军、奉天府府尹、各饬所属沿途妥为照料”。

拱卫京师的地缘需要

古代王朝选择首都名义上要看哪里有“帝王之气”,背后却是来自地缘的现实考量,京畿地区的划分也是如此,为拱卫京师服务。划分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一是自身以险要之地为界,防备游牧民族和割据势力的侵袭;二是多设陪都,与京师互相协调,也是一个王朝走向末路的备用首都,延续统治以图东山再起。



明朝的南北直隶制度恰好就是两者兼具。成祖朱棣就是从北京起兵夺取皇位,登基后的他迅速做出了迁都决定,奠定了之后南北直隶的二京制。除了政治因素外,蒙古的残余势力同样不容忽视:“习见燕都之宫阙、朝市,不无窥伺之情。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绝漠犁庭,亦势所不得已也。”明朝对北直隶的区域划分也是充满了军事意图,北方依托长城上的军事要塞为界,而南方则有保定“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南京故宫就是明朝应天府(南京)的皇宫,旧称紫禁城



当然南直隶作为龙兴之地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它地处江南,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担负着为北京运输税收和粮食的重任。所以明成祖在南直隶保留了一套级别相同的中央机构,尽管在实权上远远不如北直隶,但用意也很明显,如果将来北直隶有失,南直隶的这套班子就能迅速启用,在短时间内恢复秩序,不至于让局势立刻失控。

二京制确实给了明朝存续的机会。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大臣们拥立为帝,定号弘光。起初南明的形势远没有那么糟糕,入关后的满清忙于剿灭各路起义军,而南明仍握有半壁江山,物力、财赋、人力也比立足未稳的满清雄厚。军事上尚有江北四镇,加上位于武昌的左良玉部,南明完全拥有卷土重来的实力。



然而朝野上下尚不思同仇敌忾而执意于党同伐异,对满清志在统一的野心也估计不足,没有抓住收复故土的机会,坐视清军消灭李自成,自身也因为内讧受到严重的损耗。导致二京制完全没有发挥它该有的作用,弘光政权坚持仅一年有余便宣告灭亡,明朝残余再也无法阻拦满清的铁蹄。

综上,我国京畿的特殊性是经历朝历代的积累而成,且与中央集权的加强相同步,最终使首都发展成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于一体的大都会,这也是我国人固有的首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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