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屠夫：西方文明掩饰下的罪恶》 丹·格里顿 著 刘胜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德语中有一个复合词“桌面屠夫（Schreibtischtäter）”，一直是我20年来思考与研究的核心。“Schreibt”意指“写作”，“Tisch”意指一张“桌子”，因此，“Schreibtisch”就是你写字或工作可以凭借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桌子”。“Täter”表示“去做或干什么事”，引申为“作案人”或“案犯”的意思。因此，在英语中最接近的对应翻译，我想是作恶者。因此，如果将所有这些单词合在一起：Schreibtisch + Täter就是桌面“作恶者”，也就是“官僚体制罪犯”。
然而，这仍然不能完全传达这个词的严肃性或重要性。从早期使用来看，其最明晰的意思是指在桌边就能杀人的人——这个人能够以发号施令的方式，利用公文、电话或电脑去杀人，而不是用枪直接去杀人。
要想了解这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大众文化，你只需要听听鲍勃·迪伦（美国唱作人、民谣歌手、音乐家、诗人）在1963年唱的歌曲《战争的大师们》——“来吧，你们这些战争的大师/你们建造大炮……你们藏身于高墙后/你们隐匿在桌子后。”
桌面屠夫一直与我们同在。在我成年后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概念一直困扰着我，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屠杀事件发生在六七十年前，而是因为这样的桌面屠夫一直与我们同在，甚至现在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在我那个年代，我知道的就有一两位这样的人，你们也许遇到过更多。他们可能栖身于石油工业、武器装备、药品制造等行业，在金融财政、保险行业、政治法律等领域也能找到这样的人。他们很少刻意筹划去杀人或伤害，但是他们的行动，连同广泛分布、无处不在的政府机构和当代企业法人团体，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无辜的生命遭到摧残。而且，随着高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大步前进，桌面杀人也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司空见惯，因为现在许多正在开发的科技只会帮助加快所谓“远距离杀人”的进程。
让我给你们举一个就我所知的例子吧。无人驾驶飞行器，就是俗称的无人机，如今是许多国家军事和安全部队的核心装备，全世界有76个国家现在具备某种类型的无人机战斗力。无人机市场交易有望在未来五年内从59亿美元攀升到113亿美元。无人机的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形态——那些杀人者根本无须和那些被杀者出现在同一片大陆上。
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中，只要一想到技术进步变化如此之快，就足以让人惊叹不已。有太多太快的技术进步，让人们可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如释重负。许多技术创新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可以把这个称之为“进步”。但是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去评估我们如今所依赖的技术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呢？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新技术的每一个要素是会让我们彼此更加亲密，还是让我们渐渐疏远，彼此无法理解？
汉娜·阿伦特(20世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在去世前究竟说了什么？1975年，阿伦特在接受丹麦松宁奖时发表演说，她非常准确地预言了当今世界的许多发展与变化——“所有政府职能面临着威胁性的转变……在官僚机构中，统治既不是源自法治，也不是源自人治，而是匿名的办公室或计算机，它们完全非人格化的统治会对自由构成更大的威胁，胜过以往那些反常粗暴、专横霸道的暴君统治。”
但是，当我们快步进入数字时代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学到了什么？
（作者为作家、社会活动家）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丹·格里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