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贵州省威宁县检察院组建了“蓝剑”检察侦查团队，图为团队成员在办案现场。（图片来源|威宁检察微信公众号）
在检察机关工作了21年，作为县级检察院的副检察长，邹军还经常进审讯室，担任讯问突破的主力，“既当领导，又当办案人员”。
邹军负责的检察侦查工作，其实在检察系统经历了“削弱”到“重新重视”的过程。
2018年监察体制改革推行后，全国四级检察院的反贪、反渎和预防职务犯罪部门职能、机构及44151名检察人员全部转隶，相应地，一些侦查职能也被划转。之后，检察机关还保留了部分侦查职能。目前，检察侦查权可以用于对司法工作人员的14类职务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上，还有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件进行补充侦查。
邹军在2004年进入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检察院，曾在反贪局工作9年。他留意到，特别是2018年后进入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由于侦查业务减少，存在侦查思维淡化的问题。要提高这项能力，“主要还是依靠实践，老师傅的传帮带”。也因此，邹军仍出现在侦查一线。
转隶后，怎样更好地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面临的难题。
经过7年摸索，2025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挂牌成立检察侦查厅，这被认为是严惩司法腐败的信号。
在这之前，全国已经有28个省级检察院和部分地市级检察院成立了专门的检察侦查机构。
6年翻了三四倍
办理一起强奸案时，威宁县人民检察院就遇到了难题。
被害人是聋哑人，难以准确表达事情经过。此案在审查起诉阶段，又陆续出现几名证人，说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是自愿发生性关系，还称两人此前就关系暧昧。
2025年4月初，威宁县人民检察院的一次检委会上，承办检察官介绍了案件情况。检委会是各级检察院的领导机构，对于实践中办理的疑难案件，需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
由于证据发生变化，这位检察官打算作出不起诉犯罪嫌疑人的结论。
听了介绍，邹军判断，证人很可能作了伪证。会议上，检察长决定，派出邹军负责的“蓝剑”侦查团队自行补充侦查。
“蓝剑”团队在2021年成立。除他外，团队还有4人：一名员额检察官、一名检察官助理，还有两名聘用制人员。团队成员平常分散在各自所在部门工作，需要办理检察侦查案件时集结。办理重大复杂或取证工作量巨大案件时，再临时增调有丰富办案经验、较高侦查能力的人员。
用了半个月时间，邹军与团队成员调取了相关人员银行记录、通话记录，还有活动轨迹等，查明嫌犯家属和亲友为了让他逃避刑法处罚，利用被害人是聋哑人无法准确表达的取证障碍，通过威胁、诱导等方式，教唆证人做伪证。查明情况移送后，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作证罪立案追究了4人的刑事责任。
除了这类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补充侦查外，“蓝剑”团队4年来还查办了12起案件，其中5起是司法人员涉渎职犯罪案件。
司法人员渎职犯罪的数量正在走高。
1673人，这是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人数。依照最高检副检察长童建明公布的数据，2018年前，这类案件每年约有四五百件。6年之后，翻了三四倍。
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薛永奎曾在河南一地级市检察院的职务犯罪检察部工作。他回忆，过去检察机关办理这类案件数量不高，这一方面是因为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反贪案件上，另一方面，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渎职行为和危害结果因果关系认定难等也制约了渎职类案件的查处。
职务犯罪办理难，还存在认识上的问题。三级高级检察官王敏（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比如，司法机关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渎职犯罪有些是因为过失，不存在贪腐问题，大家会有同情心理。渎职人员所在单位也有保护的想法，可能不愿配合调查，“除非是出了大事，也就是所谓的（危害）结果”。
监察体制改革后，与之配套的刑事诉讼法在2018年10月完成修改。检察机关保留了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14个渎职侵权罪名的犯罪侦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观察到，这之后，14类犯罪数量有明显增加。
梳理公开数据可以发现，2018年，改革当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仅71人，次年上涨至871人，到2021年达到最高峰，一年查处了2253人。之后，数据有所回落：2022年为1400人，2023年1976人。
最高检一名厅长曾撰文解释，2021年立案人数相对较多，是因为当年开展了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在其他年份，数据基本保持了逐年增长的趋势。
在陈永生看来，此类案件数量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他留意到，根据检察机关公布的历年办案数据，纠正刑事诉讼侦查、审判等阶段违法的数量急剧膨胀。如2018年纠正侦查阶段违法数量为5.8万余件，到2023年上涨至52.6万余件，涨幅近十倍。
“理论上讲，纠正违法的数量和构成犯罪的数量应大致成等比增长。侦查阶段纠正违法的数量翻了近十倍，相应的职务犯罪也会翻十倍左右。”陈永生说。
5类犯罪占80%以上
2017年，反映检察系统反贪工作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这部电视剧由最高检影视中心等单位出品。“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对反贪工作的一场告别。”最高检一副厅级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8年后，最高检影视中心推出了以检察侦查为题材的电视剧《以法之名》。
2025年6月24日上午，在最高检组织的一场看片会上，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登台发言。他透露，最高检已于近日成立检察侦查厅。
检察侦查厅负责办理由最高检立案侦查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渎职侵权犯罪，以及需要由最高检直接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的侦查。更直白的说，是“刀刃向内”，向自己人“开刀”。
不过，最高检检察侦查厅并非独立部门，而是将牌子加挂在刑事执行检察厅（第五检察厅）。
在此之前，28个省级检察院和部分地市级检察院已成立专门的检察侦查机构。
“专业化办案的优势在逐渐显现。”最高检检委会委员侯亚辉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介绍，2023年专设检察侦查机构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立案数同比上升了104.8%，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数同比上升159.3%，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同比上升了53.3%。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在2023年7月整合设立第十一检察部，专司检察侦查职能。当年下半年，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佀化强代理了一起石家庄民警涉刑讯逼供、故意伤害案件，他曾向河北省检申请将此案提级管辖。
一名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中层领导告诉他其中的难处，涉案警察近二十人，而省检负责侦查的人员加上领导总共也就五六人，怎么办得了这案子？
后来，最高检督办这起案件，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管辖，并抽调多省检察官参与办案。佀化强觉得，这种异地调用检察官的做法，避免了地方保护主义，也缓解了办案人手不足的问题。
2023年，最高检立案侦查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原副书记、原常务副厅长杨光明涉嫌徇私枉法案。这是监察体制改革后，最高检直接立案侦查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第一案”。侦办这起案件时，多省份检察官参与办案。
据最高检官网信息，杨光明任职期间，接受他人请托、收受他人财物，通过将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违规释放、将刑事案件降格为治安案件等方式，使多名犯罪嫌疑人逃避刑事责任。收到线索后，最高检组织专班，从辽宁、河南、山东、安徽、四川、西藏等地调用16名侦查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
从立案罪名情况来看，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徇私枉法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刑讯逼供罪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这5类犯罪合计占80%以上。
在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中，有的是利用刑事手段插手干预经济纠纷；也有的在受理案件后压案不查，或以调解、和解为由放弃侦查，还有以隐瞒事实、故意不调取有罪证据甚至毁灭证据，将刑事案件降格为行政案件的情况。这其中，“公安机关一线辅警犯罪问题较为严重，聘用制人员犯罪占比相对较高”。
由于司法工作关联性强，查办一人牵出数人、查办一个系统涉及多个系统的现象时有发生。
侯亚辉在一篇文章中举例，在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中，相关人员通过贿赂等手段，分别请托某地公安局某分局刑警大队长、某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公诉科科长和某法院副院长、刑庭庭长等多人对案件给予“关照”，致涉案人员逃避刑罚或重罪轻判。
最高检影视中心推出了检察侦查为题材的电视剧《以法之名》，图为剧照。（图片来源|最高检官网）
激活“机动侦查”
2023年7月，威宁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了周某等人系列诈骗案。
周某是草海镇一名规划执法队工作人员。2015年，草海镇实施棚户区改造，周某借征地拆迁之机，利用职权，伙同棚户区农民、负责房屋面积测量的工作人员等人，通过冒用外村人名义拆迁，虚增征收房屋面积、编造虚假的拆迁房屋资料等方式，骗取国家拆迁安置房以及拆迁补偿款七百多万元。
前期监委调查和公安机关询问、讯问过程中，周某拒不认罪。经县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研究，建议检察机关报省检察院争取机动侦查立案。
按照刑事诉讼法，机动侦查权指对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检察院直接受理时，经省级以上检察院决定，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这起案件成了贵州省首例机动侦查案。2024年5月，周某等人被法院判处8年6个月有期徒刑。
机动侦查是检察侦查的形式之一，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
但在监察体制改革前，机动侦查基本处于“沉睡”状态。
邹军解释，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查办贪污贿赂犯罪线索工作就比较忙，没有时间顾及，另一方面是受理机动侦查的案件，需要层层报批，程序较严谨。
什么情况需要“检察院直接受理”？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李虎俊等人撰文认为，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不宜侦查的案件，如案件侦查与公安机关有利害关系，公安机关需回避；二是侦查工作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案件，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业务流程贯穿刑事诉讼始终，更能妥善处理案件。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陆续发布机动侦查“首案”。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多地“首案”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公安机关工作人员。
上海在2023年办理的机动侦查“首案”，是2名辅警履行公务时涉嫌诬告陷害和伪证罪；云南省办理的“首案”，是由怒江州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泸水市公安局原民警涉嫌盗窃罪、诈骗罪、徇私枉法罪一案。
在西安，2022年8月，长安区某公安分局的一名民警和一名辅警为牟取私利，以警察查赌为名，在一酒店房间查获5名聚众赌博人员，现场没收赌资9700余元，并以拘留相要挟向赌博人员索要“罚款”16800元，二人将当晚获利的26500余元据为己有。此案由长安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二人最终以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和十一个月并处罚金。
薛永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曾就职的检察院办理的第一起机动侦查案件，也是一名交警利用职权伪造了一起交通事故，以骗取保险。
兼任“恐怕不行”
除由外单位交办的案件，邹军介绍，检察侦查案件线索还有来自办案中发现、当事人控告以及他人检举揭发。
在最高检五厅检察官尚爱国看来，检察人员主动发现，应当是主要的职务犯罪线索来源。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前这一途径发现线索的比例偏小，“成为制约检察侦查工作发展的一个瓶颈因素”。
难以发现线索，与2018年后检察机关侦查职能大幅减少，检察人员侦查意识下降有关。
“审查思维和侦查思维区别很大。”邹军说，审查思维是在现有证据上去判断证据是否充分确凿，而侦查思维是要识别证据的真伪，并查清和证实真相。“犯罪线索就在卷宗里面，一些办案同志还发现不了，甚至不如‘守株待兔’”。
在人员招录过程中，检察人员和公安人员的培训途径就不相同。
陈永生了解到，检察机关招聘人员大多是从高校法学院毕业的，而公安的主力则由警察学院、公安大学培养。在公安大学、警察学院，关于侦查的课程就细分为普通刑事案件侦查、暴力犯罪侦查、经济犯罪侦查等好几门课程，现场勘查、侦查讯问也有专门课程。而在高校法学院，有的学校没有开设刑侦的课程，即便设置了课程，也往往是选修课。
线索发现难，还有个原因是，多数检察机关对业务部门检察人员发现线索的工作没有硬性规定，或考核分值设置偏低。检察官王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业务部门的检察官一定会优先处理自己分内的工作，而把犯罪线索搁置一边。
“缺乏对检察人员应当发现而未发现线索的负面考核评价机制，还有的检察人员在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时因有思想顾虑，不愿将线索提供给检察侦查部门。”尚爱国也注意到了同样的原因。他建议，将发现线索工作成效纳入检察人员考核指标体系，并提高其权重和分值，从而调动检察人员积极性。对发现线索后成案的，应当在考核、评先评优、晋职晋级、提拔重用方面予以倾斜。
要做好检察侦查工作，王敏觉得，未来还是需要设立一套独立的组织架构。侦查工作具有高度专业性，办案周期长，“要是兼任，恐怕是不行的”。
陈永生认为，目前最高检在五厅加挂“检察侦查厅”牌子的做法可能仅是过渡。
不过他也做了个计算，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1673人，全国有333个地级行政区，平均每个地级市查办5人左右。
从案件数量来看，的确难以专设更多监察侦查岗位。在陈永生看来，这也是为什么在市县级层面，多数检察侦查部门仍和刑事执行部门放在一起，未成立独立部门。
除此之外，陈永生特别强调，在当前检察侦查部门尚未完全独立的情况下，部门内部要注意对侦查和审查批捕人员的区分，“不能同一拨人既负责侦查又负责审查起诉”。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南方周末实习生 吕霭璐
责编 钱昊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