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的新书《赵宋：如是我见》近日出版。书中，她写到了苏东坡在惠州时的生活。他没有行政责任，却始终关注民生，热心“基建”，向当地官员建言献策，颇像今天政协委员的“提案”。
赵冬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她在履职的过程中意识到，批评是容易的，但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却很难。“这需要你了解正在进行的事情，以及这件事背后的制度、文化和历史背景。”
在赵冬梅看来，苏东坡在岭南的一些“提案”也存在不妥乃至不识时务之处。例如，他建议修盖营房、修建浮桥，然而当时正值朝廷政策转向“富国”为主，这些建议自然难以得到响应。
“人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所以，你与时代是共命运的。”赵冬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在她眼中，相对于人物与事件，制度才是历史发展中更具根本性的因素，它的作用是结构性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图/受访者提供
制度是如来佛的手掌
对于制度的力量，赵冬梅最初的感性认识来自5岁那年。
她是河北唐山人，在唐山大地震中，村里很多房子都塌了。母亲带着赵冬梅两姐妹去广东投奔当兵的父亲，但她们没有户口，这意味着没有粮本，幸好父亲跟附近的老百姓关系处得不错，家人才能吃上以平价买到的新米。
没有户口，也意味着赵冬梅无法在当地上学。最后班主任收留了她，条件是“学不好就不要了”。这个条件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刻刻悬在她的头顶。此后赵冬梅执着于考试拉开第二名一大截，因为这样她才会感到安全。
1988年，赵冬梅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她又考取了本系研究生，以宋史为研究方向。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叙事中，胜者王侯败者贼，对一个朝代的评价主要看强弱、战争胜负、能不能扩张，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不值得重视。宋史学者邓小南曾经谈道，1982年她选择攻读宋史方向研究生时，大多数人都喜欢汉唐盛世这样的王朝，觉得宋朝窝囊，愿意研究宋史的同学很少。
不过，1992年赵冬梅读研究生时，国内知识界对宋朝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是“中古”的结束，套用欧洲历史的概念，宋朝走出了中古，踏入了“近世”。这种理论在海外影响巨大，当时也逐渐在国内知识界引起了反响。大学课堂里，宋代的重要性已经在提升。
政治史和制度史是北大历史学系的长项，赵冬梅做的研究也是制度史。英雄故事、权谋秘技，这些普通人在历史里搜寻的东西，在研究制度史的人看来，多少有些浮于表面。赵冬梅说，她不喜欢现在流行的一种读史方式：对每件事情都恶意揣度，“细思极恐”，读出阴谋和办公室政治。因为这样阅读历史，就好比看《西游记》里孙悟空和神仙妖精打架，只看个表面热闹。但其实，所有人都逃离不了如来佛的手掌——这个手掌，就是制度。
在《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一书中，赵冬梅写道，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划分类别（文官、武官、宦官），标志等级（长官、属官、小吏），限制活动范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规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上下级、同僚、同年），决定个人及群体的身份、地位与活动空间。“吃透了制度，再来看历史的兴衰起落，就能看到边界和范围，明白为什么是那样，进而思考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什么。”古代制度因其“已完成”，人们得以看到一个朝代得失成败的全部轨迹，了解制度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前些年穿越剧爆火时，常常有人问赵冬梅想要穿越去哪个朝代。她说，她哪个朝代也不想去，就想留在现在。因为一位女性穿越到过去，首先就不能左右自己的婚姻，更不能独立工作和旅行。
赵冬梅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武举，出版为《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一书。1995年她开始念博士，继续做宋史，博士论文写的是武选官，后来出版为《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过去人们认为宋朝官员分为文武两部分，但赵冬梅看到，其实是三部分：文官、武选官和军职。武选官使用了一套非常陌生的品位符号，职位也很复杂，可以参加军队管理，但大部分时间在管理基层的经济。这种职位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是宋代制度复杂性的产物。
赵冬梅和导师祝总斌讨论这个论文选题的时候，祝总斌提到一句诗，他俩都很喜欢：“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首诗说的是，战士早已战死沙场，可是不知情的妻子仍然盼望着他的回归。赵冬梅研究的是军事管理制度，但是她和导师都看到了制度下渺小的个人。
赵冬梅在论坛上演讲。
历史学是有温度的
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胡珂2007年在北大读大三的时候，选修了赵冬梅开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课。她原本担心课程会有点儿无聊，“会不会很松散地讲衣食住行”，但上课时却耳目一新。赵冬梅通过这门课告诉他们，人的社会生活并不边缘，而是整个社会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体现。
赵冬梅给他们布置的期末作业，是阅读《宋史·王樵传》并撰写论文。王樵是一个小人物，其传记只有300多字。他的死很奇特，墓是他亲手一砖一砖垒的，他觉得快死的时候就进到墓里，亲手封上了最后一块砖，像给自己做了一个茧，墓穴也命名为“茧室”。
赵冬梅与几届学生一起，逐渐拼接出了王樵生前的故事。他的家乡淄博在宋辽边界，辽国军队打到这里，掳走了他的父母亲人。王樵想从军打仗，救回家人，宋辽却签订了澶渊之盟，进入和平时代。他不断游说打仗，却一次次失败，最后选择了这样的死亡方式。
历史在一个小人物身上产生了这样的错位，令赵冬梅唏嘘不已。她意识到，历史中充满着这样的人物与故事，静静沉睡在黑暗之中。只有当历史的观察者把一束光打在它们身上，它们才能被看见。
2011年，《百家讲坛》邀请赵冬梅讲宋史。赵冬梅对此很犹豫，因为过去没有北大学者上过《百家讲坛》这样的平台，很多学院派学者也对在大众传媒上讲历史持有怀疑态度。但她看到，大众对文史知识的渴求非常强烈，历史学者应该回应这种求知欲，而不是眼睁睁看着文史科普市场被错误的观念、陈旧的知识、满拧的逻辑所占领。她向史学界前辈征询意见，祝总斌说：人家给你那么大的讲台，为什么不去？邓小南鼓励她说，大众传播平台上应该有“我们的人”。他们的意思是，看起来历史谁都能讲，但学者与非学者不一样之处在于：哪怕讲到的只有冰山一角，历史学者至少知道看不见的部分才是冰山的主体。
2012年2月，赵冬梅登上《百家讲坛》，开讲《千秋是非话寇准》。第二年，她又讲了《司马光》。之所以讲寇准和司马光，而不是像在大学课堂中那样讲制度或小人物，是因为她认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有血有肉的大人物，更为一般大众所喜闻乐见。
赵冬梅发现，面向大众讲比给北大学生讲课难得多，因为既要严肃，又要通俗。以寇准为例，她先要遍寻史料，然后要结合她擅长的制度史、政治史进行研究，因为她不想只讲寇准的生平事迹，她更想要讲述一个时代的故事。
胡珂觉得，赵冬梅对历史人物的讲法“很新鲜”。她讲寇准时，把他放在北宋初年的历史背景之下。王朝初建，才华出众的寇准在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宰相，而当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起许多有资历的官员时，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物的。寇准的人生轨迹，也和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如澶渊之盟紧密相关。“她都会把个人放在政治环境和制度背景之下呈现。”
王侯将相之外，赵冬梅始终关注着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在她的音频课程中，她讲了许多普通人，其中网友留言最多的是一个丫头张行婆的故事。
张行婆一生命运坎坷，被后母卖为奴婢，取名为“菊花”。赵冬梅解释：“这是个丫头常用的名字，就像冬梅一样。”后来张行婆为父母养老，独自把儿女养大，还重建古庙，潜心修行。赵冬梅认为，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张行婆生活在底层，却依然活出了尊严和自我，身上有着闪闪发光的人性。
赵冬梅把自己面向大众的历史普及工作称为“光滑叙事”，意为态度是严肃的，依据是扎实的，但表达方式是流畅的，外表是通俗的。“如胡适先生所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是我们历史学的基准底线。”
这些故事，后来结集出版为《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这两本书的策划编辑华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曾为《法度与人心》做过一个“中国大事年表”长拉页，赵冬梅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她重新做出了一个“非常鲜活、很有看头和生命力的新版本”，不仅囊括战争、改革、制度更迭等内容，也纳入了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和影响。
华迅说，部分非学者背景的历史作家的作品，文学色彩会过于强烈，而部分学者的通俗历史书写又会偏向于学术，流于枯燥。而赵冬梅的写作却能两者兼顾，既能以专业扎实的研究为依据和支撑，又能以流畅精准的措辞传递有效信息。华迅专注于开发国内原创通俗历史叙事这条产品线，正是从做赵冬梅的书开始的。“如果没有做这几本书，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做原创通俗历史畅销书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2020年，编剧张巍在北大历史学系高研班进修，听了赵冬梅的课。当时张巍正在写《梦华录》的剧本，已经写了二十多集。她想要写一个市井故事，写平凡女子的侠骨义气和她们生活中的友谊，写一个“乡野村妇赵盼儿”。
在课上，赵冬梅讲宋代繁荣的都市生活、对老百姓个人书写的尊重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她提到，唐代的墓志铭会强调女性出身高贵、家世显赫，可是到了宋代却会强调墓主家境原本一般，但是太夫人支持儿子好好学习、发愤图强，由此改变了家庭的社会地位。
“赵老师的讲课很有感染力，她讲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的品性、人的挣扎、人的坚持⋯⋯这些让我感到，历史学是有温度的，而不仅仅是一些知识。”张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赵冬梅描绘的这些图景，与《梦华录》的创作理念暗合。这让张巍感觉到，自己笔下的人物、创造的那个世界是成立的。她心里“燃起了小火苗”，在朋友圈里发出“豪言壮语”：“有朝一日我要和作者结拜！”
2022年，《梦华录》播出，开播首日播放量破亿，成为年度现象级作品。赵冬梅评论说，刘亦菲饰演的赵盼儿集合了众多的外在美和内在美，自立、飒爽，这种美在宋朝最优秀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到。这条微博“北大教授评刘亦菲版赵盼儿”登上了新浪微博总榜热搜。
“华夏群星闪耀时”
学生时代，赵冬梅选择研究宋史的一大原因是苏东坡。她认为，任何时代都不乏有权势、有才华、有学问的人，唯独缺有趣的人。苏东坡就是有趣的人。赵冬梅甚至觉得，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人物，没有之一。她想，能孕育苏东坡这样的人的时代，一定是值得研究的时代。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陈寅恪曾经这样形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对此赵冬梅进一步解读为，真正的“造极”是在宋仁宗中期。当时士大夫登上政治舞台。这是一群有深厚家国情怀的大臣，他们相信儒家之“道”才是至高的，所以当宝座上的皇帝无法满足江山社稷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之时，就有必要犯颜直谏。也因此，他们交出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到了神宗朝，王安石担任宰相时期，原本处于皇帝与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对政府负有批评之责的台谏官群体受到沉重打击，宋朝的纠错机制遭到破坏。伴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北宋政治向法家转向，特点是“国是政治”，由皇帝和一两位宰相（而非宰相集体，更不是士大夫群体）共同确定方针政策。到了南宋，更演变成为权相政治，官僚的工具性大大增强。
赵冬梅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王朝政治向法家转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不乏必然因素。可以说，士大夫政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脆弱性。士大夫是科举出身的文官，与过去的门阀、士族相比较，他们虽然有更多思想上的自由，但经济基础却非常不稳定，因此在皇权面前很容易失去尊严和独立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包括赵冬梅在内的宋史学者都重复了一句话：“我不是宋粉。”赵冬梅提醒“宋粉”们：虽然宋代政治相对清明，在一定程度上有容忍批评的制度、包容意见的氛围，但这一切都是可以被收回的。
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苏轼、苏辙登上历史舞台时，正是仁宗朝末年，算是赶上了好时代的尾巴。2020年，故宫曾经举办“千古风流人物展：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其中一张展板上显示了“苏轼的朋友圈”，人们赫然发现，苏轼的交往圈内有许多千年之后依然闪亮的名字：老师欧阳修，前辈司马光、王安石、文彦博，“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可以说，那是一个“华夏群星闪耀时”。
赵冬梅注意到一个细节：被贬惠州的第11天，苏轼就已经酿好了米酒，与友人聚会。在她看来，无论是苏东坡，还是范仲淹被贬后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后修岳阳楼，都体现出开阔和达观的心境，这与其他朝代的被贬者有很大区别。
有一次，赵冬梅去眉山三苏祠出差，副馆长接待了她。虽是工作会面，这位副馆长却带了一个藤编的精致茶篮，共坐饮茶，氛围感十足。赵冬梅深受触动，她想，不愧是苏东坡故里的人啊。
苏东坡屡次遭贬，依然积极向上，乐观豁达。赵冬梅觉得，当代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防止“内耗”的方法：永远爱自己，还有，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
比如她自己，哪怕工作再忙，每周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全部留给自己。那种感觉，就像养花的时候把失水枯萎的花放进深水醒花桶里，一夜之后又会“满血复活”。
（本文参考了即墨古城大讲堂《赵冬梅：历史中的个人》、极目新闻《专访北大教授赵冬梅——爱苏东坡，就应该像他一样过得光彩》）
发于2025.5.26总第118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赵冬梅：我见赵宋
作者：谢宁
编辑：黄卫
